时间: 2024-05-03 14:44:28 | 作者: 江南体育买球平台
这个夏天,有一群年轻人在“古城卫士”阮仪三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这样的探寻。他们顶着烈日,流着汗水,愚公移山似地修补着古老的建筑。
阮仪三说,“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更重要的是留下传统和精华,从而滋养出新的城市和建筑。”
这座地处县城外偏远村落里的寺庙,始修于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曾香烛鼎盛。如今,1287岁的它,半边坍塌,杂草丛生。
他们是“2013中国城市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的营员,在工作营开营的12天时间里,营员们要用古法对古寺进行修复。
201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下,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和法国遗产保护城市联盟、英国国家信托组织共同组织建立了中国城市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主要招募对古建筑感兴趣的年轻人,在每年8月参与古建筑修复。
3年来,来自中、英、法的50多位志愿者先后赴苏州、平遥修复古建筑,今年除了上述两处,又增加了新绛。
面对疑问,阮仪三道出了他当初搞工作营更重要的想法,“就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在汗水中明白,先人们建造这些房子有多不易。要让他们在触摸中体会这些老建筑的价值,再吸引更多人一起来保护古建筑。”
阮仪三最想影响的就是年轻人。可刚开始搞工作营时,大家心里都没谱——破破烂烂的古建筑,年轻人能有兴趣吗?
“阮仪三基金会”秘书刘鹭说,基金会网站设置了45天报名时间。连续三年,几乎都是第一天就满员了。报名者以大学生、年轻白领居多。
喜欢流行文化、向往都市生活的年轻人,为何会去关注那些古老的建筑?因由,各不相同。
24岁的领队朱丽文从小生活在贵州的大杂院里,“看着老家一个个古村落消失,我很难过”。朱丽文希望自己做点什么,去留住古老的建筑技艺,留住与古建筑相伴的生活方式。怎么守护?她想在工作营中找到答案。
来寻求答案的,还有在美国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了几年的欧阳见秋。前些日子她读梁思成的传记,当读到看着北京城墙被拆梁思成心如刀割时,她也觉得“心有戚戚焉”。放下书,取消了原定去国外休年假的计划,她报名来到了新绛。
“读书时,去桐庐写生,画明清建筑,那些屋檐、门窗,都美不胜收。可是,这些年来,媒体上一直都有古建筑被强拆、被摧毁的新闻,每次听说,心就像被揪起来了一样难受。”
和心思细腻的女孩不同,对于来新绛修古寺这件事,21岁的大男孩陈彦秀的感觉就是 “很酷”。“以后和人家说,我跟着一块儿修过千年古寺,嗬,那感觉!”
他本来读的并不是古建筑专业,就因为在宿舍经常看古建筑专业男生在那里画啊画的,觉得这样子蛮酷的,甚至觉得他们的作业也特好玩,于是就申请转了系。
这次,陈彦秀负责在木头上照着古建图纸画画,其他人再按照他画的图案进行雕刻。没几天,他画的那些鱼,就被雕到了木头上,安放在寺外山门的屋顶。
“平时只在书本里读到看到那些古建筑,现在可以亲手来修,太有成就感了。明年我还争取来。”小伙子的兴奋,一点都不遮掩。
修复古建筑,听起来很有意思,甚至还有些浪漫,可实际却是异常枯燥,甚至辛苦。第一次亲身经历的年轻人,都没想到会那么累。
“整整夯了三天的土。”朱丽文所提到的夯土,就是两人一组,一起用力举起30公斤的夯锤,一下一下,反反复复作落锤动作。“最难熬的是第二天,手根本举不起来了。”
“夯实脚下的土,才能建起存世百年、千年的屋。”阮仪三的话,说的是专业的事,也是在给年轻人讲为人处世的道理。
志愿者中最瘦弱的女孩欧阳见秋,戴着厚厚的工作手套搬砖,因为手腕太细了,手套常常会脱落下来。可她搬砖,不会比别人少一块。
“来之前就有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个体力活,但来了才发现,这是个重体力活。不过,因为真正触摸到了古建筑,流再多汗也值得。”
看着破烂不堪的古寺里来了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村民们很好奇,跑来看热闹。看着看着,有的还跟着一起干,帮志愿者们递砖递瓦。
朱丽文说,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村民们都以为他们是打着修古建的旗号来玩的。可几天下来,见这些城里的小青年挥汗如雨,花真功夫出实在力气,才明白,他们真是来干活的。
“瞎胡闹,干不长”,是一些专职修复古建筑的老师傅最初对这些突然闯入他们工作领域的年轻人的判断。那时候,老师傅甚至不让营员们碰他们的工具,只让他们象征性地打打杂。
那次,工作营的主要任务是砌一垛墙。忙活了好几天,墙砌起来了,古建公司派来作技术指导的师傅却说要拆掉。
“为什么一开始随便比划下就让我们砌了?现在才说不合格。”那一年担任营长的朱丽文快哭出来了。
那位师傅说了心里话,“没指望你们真干活,你们干也干不好,走了我们仍旧是要拆了重砌。”
师傅的这个想法让朱丽文感到挫败。她不想打击其他志愿者的积极性,一个人躲到角落里流了好一阵子眼泪。
中午开饭了,师傅们一桌,志愿者们一桌。朱丽文招呼伙伴们和师傅们并在一起吃,替师傅们打开了酒。话说开了,气氛热闹了,一位年纪最大的老师傅还唱起了山西小调。
因为不了解,才会有误解。听着这些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谈古建筑,看到他们实实在在流下的汗水,师傅们的态度转变了。他们带着志愿者,一块块地调整已经砌好的砖,还手把手地传授他们砌墙的手势和诀窍。
这天中午,刚坐了一上午车赶到平遥梁村修复点的阮仪三,简单扒拉了几口饭,一会儿都没耽搁,就直奔梁村去查看将要修缮的大戏台。
来向阮仪三汇报工作的平遥工作营营长是阮仪三的孙子阮一家,他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读大四。
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的爷爷,阮一家还是规规矩矩地汇报,讲得很全很细。他说他已经提前踩过点了,今年的工作主要是搭建戏台外山门的屋顶。
当爷爷的,也省去祖孙俩的家常话,抓紧时间叮嘱“下属”搭建的关键——“这个偏远乡村的戏台,小小山门顶上也有着精美的斗拱结构,就是这种精巧的结构,使得古建筑在地震中震而不倒。你们要格外注意这点。”
这一老一少,是祖孙,也是师徒。在孙子很小的时候,阮仪三就带着他去乡野间搞调研。等阮一家长大些,阮仪三去参加一些古城古镇的研讨会也会带上孙子,让他旁听。专家们讲古城古镇怎么修复,怎么保护,都很学术,可小娃娃居然也听得进,坐得住。
为了在国内建工作营,2010年,阮仪三让阮一家去参加法国的工作营,作“卧底”,积攒些经验。
出发前,阮一家收到了法方寄来的需带物品清单,这中间还包括能抵御摄氏2度低温的睡袋,能很好地保护脚的硬底鞋。另外,每个组员被分配携带一件厨房用具,阮一家被要求带上一把菜铲。阮一家的妈妈对老爷子这个安排有点“敢怒不敢言”,这是要把自己的宝贝儿子弄去干嘛呀?
两周后,阮一家回来了,手上不是新磨破的泡,就是已长成的茧。那一次,他参与修缮的是巴黎郊外的一座古堡,古堡已经修了30年,都是民间志愿者修缮的。因为不能用机器切割石头,阮一家就和大家一起,用凿子加工石头,所以两只手才会伤痕累累。
“淌过汗之后,对古建筑的感情会不一样。”至于什么不一样的感情,阮一家说,“说不出,但就是有。”
高考填志愿时,想都没多想,阮一家就报了爷爷的专业。考上大学后,作为奖励,阮仪三叫他定个旅游目的地。没选好山水,没选大都市,阮一家选择了平遥。他说,想去看看爷爷当年救下的古城。
上世纪80年代,平遥和国内其他二三线城市一样,大兴土木。阮仪三赶到时,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保存完整的城墙被生生地扒开一道口子,一条大马路开了进去。为了开这条长180米的路,就有130多幢明清建筑被夷为平地。
“要开就从我身上开过去。”见到古建筑要被毁,阮仪三豁了出去。一边喊停,一边赶紧找人想辙。
“连哄带骗”,他筹集了8万元的城墙修缮费。当时的8万元,可不是小数。钱送上门,推土机的轮子暂时停了下来。
但有关方面限期一个月,要阮仪三拿出规划设计图,否则,该推推,该拆拆。阮仪三留下一位学生守着,反复关照,“你守在这里,看着钱,每一分都要花在古建筑保护上。”自己则赶回同济大学,选了12名学生,带回平遥赶制规划。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
这次,工作营在平遥修复大戏台时,当地政府专程派小轿车去接阮仪三,把他带到了平遥城墙下。那里新树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刀下留城”四个字。
站在石碑前,阮仪三的目光越过了这座城市对他的感激,留在了那高高的古老城墙上,很久很久。
等待开晚饭的空当,志愿者们围坐在两张方桌边,阮仪三上起课来——什么叫斗拱,城墙为什么有72“马面”等等,一一道来。
刚到新绛那天,已快到下午3点,阮仪三简单洗了把脸,就去了新绛宾馆的会议室。新绛主要领导干部近50人已坐满了。没有寒暄客套,阮仪三抓紧时间直接开讲。
他讲起了自己与新绛的缘——早在1964年,他就随老师董鉴泓教授来到新绛,手绘下整座古城;他吟咏起奇涩难懂的《绛守居园池记》,赞颂我国现存唯一隋代州府园林绛守居园池的美;他用幻灯片解释新绛各处古建筑的形制、构件;他阐述着古建筑保护的意义、路径。
3小时后,屏幕上的PPT文件定格在这样一句话上——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更重要的是留下传统和精华,从而滋养出新的城市和建筑。
台下,自称是受哥哥阮仪三“胁迫”,给“阮仪三基金会”当没工资的苏州地区的负责人的阮湧三,悄悄地“揭”哥哥的“老底”,“他总是说,只要人家能听得进一两分,他就感觉自己没白说。”
这些年,为保护古建筑,阮仪三到处奔走,到处演讲,就为了唤起人们心里对祖宗留下的建筑的情分。可唤醒人心,哪有那么容易?
今天这位受人尊敬的“古城卫士”,在30多年前,可是走到哪里都不受人待见的人。
看到有个县正在拆古镇盖新房,他死命拦着不让人拆,惹得县长指着他的鼻子吼:“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马达响才是硬道理。”
他到乡里去,劝乡里一定要把老建筑保存好,说拆了对不起祖宗。乡里领导烦了,扯开嗓子喊:“食堂那边听好了,别给这个人留饭。”
“人人都说我‘刀下救平遥’很厉害,其实,当初平遥周边还有很多古镇,我没救成。比如平遥当时有一个姐妹城市,规模比平遥还大,有完整的城墙、钟鼓楼、孔庙,还有保存很好的民居。就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毁了。”
一直像战士一样保持昂扬斗志的阮仪三,一提到那些消失的古城,人就低沉下来。
随着由他保护、规划的5个古镇同时入选首批“全国十大历史背景和文化名镇”,随着“古镇模式”给各地带来的发展机遇的显现,他从不受欢迎的人成了多地追捧的人,阮仪三却有了新的担忧——
“有些地方政府光看到成功古镇的经济效益,没看到社会效益。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是过度开发,而举的却是保护的大旗。”
“我的基金会是2006年成立的,那时是国内唯一一家专注于古建筑保护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到今天,2013年了,还是唯一一家,而且捉襟见肘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以为他消沉了,谁知片刻刚过,他转身又很有激情地和工作营里的年轻人一起研究起新的修复方案。
也是,心里装着那么多古城古建的修复计划,身边有这么多对古建筑有感情的年轻人,80岁的阮仪三,哪有时间和心思唉声叹气呢?(采写/本报记者 顾学文 实习生 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