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选（上）

  上海成山加油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山公司）于1997年成立，主营加油站业务。依公司股东申请，法院裁定受理成山公司强制清算案，后因查明存在破产原因，经清算组申请，上海三中院裁定该案转入破产清算程序。成山公司待处置资产系5个储油设备及地上建筑物。该储油设备涉危化品，且设备埋地距离与地铁隧道最小净距仅为23米。根据《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危化品存储设置的处置、拆除施工、回填材料、工程监理等环节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要求。

  本案合议庭及管理人积极与市测绘院、申通地铁、属地应急管理局、建交委等多方沟通，论证处置方案四十余次，确保危化品处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最终顺利完成危化品存储设施的无害拆除，通过了环境评估。2022年8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案是破产清算程序中依法依规处置危化品存储设施，注重做好环境保护的典型案例。危化品存储设施的处理，会对周边建筑、交通线路安全、地下水源、土壤环境、大气环境等方面造成影响，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案件审理将环境保护置于首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法律的规定，在拆除作业安全性、施工单位资质审查、施工方案报审、安全隐患排查、油污废气及回收处理、回填材料环保标准要求、施工监理等各个环节强化论证，以符合危化品处置过程中土壤、地下水、大气环境的环保要求，实现了涉危化品销售企业的绿色无害退出。

  沈某某系某公司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的负责人，受托为上海某仪电公司提供环保自动监测设备运维服务。2011年，沈某某在明知会干扰自动监测设备信息系统采样数据真实性的情况下，设计并在进样管道上加装自来水管路。2021年相关设备改造时，沈某某继续安排手下员工按照原管路布局对设备及管道线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等单位在联合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上海某仪电公司外排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值严重失真。检察机关遂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沈某某身为从事环境监测设施维护、运营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明知环境监测设备不得擅自改动，仍采用在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进样管道上加装自来水管路的方法，长期干扰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导致在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无法准确反映排污单位外排污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值，致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失去有效监管，后果严重，应当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等，判处沈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抗诉，被告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本市首例干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致使检测数据失真的环资刑事案件。被告人沈某某通过物理手段干扰自动环境监测系统正常运行，影响数据采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其行为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法院依法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对沈某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本案判决警示排污单位与第三方运维公司提升法治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建立健全外包服务尤其是环境质量在线监测设施运维工作的监督管理体系。

  被告单位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以来长期从事乐器及其配件的零售、批发、进出口等业务。2010年，单位负责人决定收购含象牙键皮古钢琴20余台，后又将上述古钢琴对外销售。被告人尤某某系某贸易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从该贸易公司查获的涉案象牙键皮，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均为现生象牙制品（源于亚洲象和非洲象的象牙），净重共计5,308克。经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象牙制品的价值合计22万余元。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和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尤某某明知我国禁止非法象牙及其制品贸易，仍收购和出售含象牙键皮的二手钢琴，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等判决某贸易公司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罚金二十二万元，被告人尤某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抗诉，被告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本案是本市环资案件集中管辖后首例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单位犯罪案件。法院在全面考虑案件有关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基础上，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确定适当刑罚。本案判决阐释了依法惩治犯罪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念，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明确了单位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适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切实加大了对单位犯野生动物资源罪的惩治力度，彰显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决心。

  2020年1月、2月，被告龚某某先后在属于野生动物禁猎区的崇明区某地块内使用高毒农药“呋喃丹”（又名克百威）毒杀野生鸟类109只。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上述鸟类中绿头鸭49只、斑嘴鸭45只、绿翅鸭1只、未能识别种14只，全部为野生鸟类。上海市林业总站出具意见，确认绿头鸭、斑嘴鸭、绿翅鸭均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2020年11月4日，龚某某以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事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龚某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赔偿野生鸟类直接损失54,500元，赔偿生态环境恢复费用163,500元，并承担本案鉴定费4,000元。

  本案庭审过程中，龚某某当庭宣读道歉信进行公开赔礼道歉，检察机关予以认可。龚某某提交了人保部门证明，证明其系无业状态，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检察机关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确定被告龚某某以货币赔偿和劳务代偿相结合的方式承担生态破坏责任，除支付部分赔偿款外，被告龚某某通过到崇明区中兴镇某村景观林及社区自然中心从事生态环境护理养护、环保宣传等服务的方式承担生态破坏责任。被告承诺将积极履行协议约定，严守法律和法规，保护生态环境，不再参与和实施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行为。如未按约定履行劳务代偿，依据协议，被告仍应向检察机关支付相应的货币赔偿，已履行的劳务代偿予以相应抵扣。崇明区中兴镇某村村委会主任作为监督管理人，在协议上盖章确认。

  本案以不降低生态赔偿法定民事责任为原则，通过司法调解，由被告以货币和劳务代偿相结合的方式承担生态破坏赔偿责任。案件处理既综合考虑了被告经济困难，难以全额支付相应赔偿款项的实际情况，避免造成“案件空判”“执行难”等问题；又通过替代性修复的方式，让被告身体力行参与生态保护，对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调解过程中，法院积极发挥能动司法作用，邀请管理部门和某村民委员会负责具体劳务工作安排和监督管理，确保调解协议落实到位。本案对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更好促进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具有示范意义。

  上海某建筑模型有限公司是一家加工销售模具、工艺美术品的企业。区生态环境局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产生的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贮存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按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未制定危险废物应急预案。经谈话、听证、调查后，区生态环境局根据《固体废物污染自然环境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该公司未设置危险废物标志、未制定危险废物计划、未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未制定危险废物应急预案等四项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处以罚款40万元。复议机关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该公司不服，诉请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向上海三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发现，该公司确实存在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和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环境管理台账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但上述两项行为均系首次被发现，且该公司在收到责令改正决定后于一个月内完成了整改。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全面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深入探索包容审慎监管，进一步细化行政处罚裁量权，激发市场活力，法院积极组织调解，建议某区生态局按照《上海市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免罚清单》第七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对该公司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和未按规定建立保存台账的两项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免于行政处罚。最终，区生态环境局采纳了法院的建议，同意将上述两项首次被发现的轻微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免予处罚，故调低了行政处罚的金额。法院于调解当日制作行政调解书。

  本案是一起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平衡考量的典型案例。法院最大限度地考虑企业经营困难及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轻微性，兼顾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精准把握《行政处罚法》和《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免罚清单》的规定，按照免罚清单进行审核检查，对首次出现轻微环境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给与一次整改机会，使得实施轻微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市场主体得以免除部分经济负担，有助于贯彻落实助企纾困、稳企稳岗等政策要求，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自2019年开始，被告人宋某某从四川、安徽等地收购野生蟾蜍，先提取蟾酥作为药材出售，再将蟾蜍运输至上海、浙江等地二次批发出售，用于制作“熏拉丝”的主料。其中，部分已被上家提取蟾酥的蟾蜍，宋某某直接以食用为目的批发出售给多人，期间售出蟾蜍、蟾酥金额总计高达四十余万元。2021年5月26日，被告人宋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宋某某曾于2018年8月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别判定中心鉴定，宋某某销售的蟾蜍均为野生中华大蟾蜍，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宋某某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实施同种行为，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建议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宋某某2015至2016年从安徽省、江苏省购买野生蟾蜍提取蟾酥销售被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并判处相应刑罚，结合被告人及有关人员对猎捕、收购行为的供述和交易情况，依法认定宋某某对于上游非法狩猎野生蟾蜍的犯罪行为系属明知，且在前罪的缓刑考验期内继续予以收购、贩卖，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宋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宋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宋某某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等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扣押的赃物予以没收。

  本案系一起较为典型的时间跨度较长、因非法收购、出售“三有”野生动物引起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方法掩饰、隐瞒，其以上游犯罪成立为前提，或者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该罪的认定。本案中的野生中华大蟾蜍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持有野生中华大蟾蜍需满足药用或科研需要的特定条件，且需按规定办理养殖证明，无合法来源证明前提下的大量持有行为具备违法性，并且此类案件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路径多为从下游散户向上追溯、排查犯罪链条。法院综合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最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进行定罪，有效地切断了不法产业链，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案在处理中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原则，并在裁判中兼顾到部分地区的长期习惯及公众的容忍度、接受度，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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